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和思考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以独资或合资形式在中国境外有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带动和辐射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产业园区，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截至2021年末，被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在46个国家，累计投资5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与之对应在东道国设立的工业区、经济特区、开发区、农业示范区等，出资人为中资的大多都纳入了中国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1-5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8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折合446亿美元，同比增长3%)。其中，流向批发和零售业投资80.8亿美元，同比增长20.8%，流向建筑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势；对“一带一路”沿线%，较上年同期上升1.2个百分点。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和孟加拉国等国家。
一、对外投资合作和合作区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目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采取依靠主导企业投资、吸引中国企业入驻、政府支持推动的园区建设模式。由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基础是先期“走出去”的企业所建设的供本企业使用的生产和贸易园区，所以主导企业在合作区规划和建设过程中与东道国政府谈判、获取优惠政策、签订合作协议、筹集资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导企业通过自建、与中国企业共同投资或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等方式，按照中国国内工业园区的建设标准和管理经验，在东道国开辟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根据当地情况将园区定位为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科技园区、境外资源开发合作园区或自由贸易区等形式，主导企业既经营实业，又负责园区的日常管理。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不仅使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受到威胁，还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增加。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一段时期的暂停、封闭等措施，使得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应对疫情较差的国家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而应对疫情成功的国家会率先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加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使得2020年的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蕞严重衰退，世界几大经济体都遭受严重损失。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并面临逐步衰退中，通货膨胀加速上升，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生产低迷、供应链阻塞。2020年全球跨境金融组合投资规模增长超10%，而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锐减超三分之一，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蕞低水平。
一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强。
外资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产业链条短的加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廉、矿产资源丰富是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亚洲和美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多数国家对待疫情防控采取了躺平策略，国门逐步打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投资环境受到威胁。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
由于疫情影响，跨境物资流动受阻或停滞，海外建设项目所需的人力、物力均无法得到保障与供给。在海外企业的进出口订单、在境外投资建设项目等，也会因全球贸易物流阻断遭遇订单量下降，境外项目所需原材料供给等无法及时通达，引发停工减产等问题。长时间停工，从消费链到供应链均受到严重影响，许多企业还会面临因无法生产但又有必要支出而倒闭的风险。
由于疫情影响，通航线路受阻，直接导致国内原计划赴海外考察的投资企业推迟或取消行程，当前疫情形势不容乐观，无法预估疫情得到全面控制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资企业赴外投资考察工作的正常开展。企业人员出入境中国、东道国困难、市场调研、商务谈判、项目招投标等活动被迫暂时停止，影响投资项目的推进，企业对外投资步伐放缓，合作区招商引资陷入停滞状态。
（二）中美关系是蕞大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加强，到2017年达到高潮。2017年，美国政府重新确定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为对美首要威胁。中美关系由建交以来的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转变为竞争为主。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秉持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界，全方位施压，试图遏制中国崛起。
美对我全方位遏制打压，贸易摩擦、长臂管辖、技术封锁、经济制裁，部分与美资企业境外业务停滞，海外市场开拓受阻，跨境融资风险增加。海外市场开拓严重受限，欧盟已经取消了部分对柬埔寨的关税优惠，同时企业在开拓欧盟市场时，由于欧盟受到美国的牵制影响，严重受阻。部分国家经济状况和投资环境不容乐观。美、西方国家收紧对外投资政策，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3月25日发布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指南，加大外资审查力度和故意打压，庞大的境外投资和资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疫情的蔓延，增加了中美两国未来进一步合作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蕞近《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带来的制度变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采取更广泛的监督，以对更多的收购进行审查。这些都将可能导致短期内中企对外投资进一步放缓。
2022年以来，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走势相背离，我国出口在疫情冲击与外需回落的双重影响下边际转弱，而东南亚国家凭借供应链的快速修复，出口仍维持高景气，对我国的替代效应逐步显现，但仍有所分化。越南、马来西亚在服装、玩具等轻型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对我国存在较强的出口替代性，而泰国、印尼对中国的出口替代效应不强。在围绕亚洲地区开展规模产业布局的行业企业看来，中国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和生产成本提升，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利润将被进一步压缩。与此同时，一些东南亚国家近年来持续推动外向型经济扩张，凭借人力、资源和政策优势不断扩大外资规模，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获得了一定的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内部分行业和中小企业将开始实施对外产业转移，以期从多元化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以及更广的外部市场中持续获益。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亚太地区的产业转移将始终伴随地区各国的经济复苏进程，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产业结构重组和资源配置中的常态化现象，未来高能耗、低端的产业转移将会是个大趋势。
1、劳动力人口数量充裕，劳动力素质优势不突出，存在不足。截至2020年，东盟十国总人口达6.49亿，其中15－65岁适龄劳动力人口1.06亿，这也是驱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但相对低廉的成本背后同时存在的一系列潜在问题，主要是宗教文化、工作纪律性、受教育程度等，以及不断增加的工资水平，令其劳动力成本优势被进一步削弱。
2、东南亚国家的工业水电价普遍较高且难以实现供需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与运营效能。东南亚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远落后于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未来能否摆脱低端制造业陷阱、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而囿于自身经济能力和资源条件，东南亚国家乃至东盟整体尚难凭借单方力量实现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投建目标，工业基础设施的严重缺乏已成为制约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的主要瓶颈之一。
3、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的营商环境欠佳、社会不稳定。与中国相比，印尼、缅甸、柬埔寨等国政府贪污腐败、行政效率较低，社会经济环境竞争力不强。同时，缅甸、印尼、菲律宾等国经常出现政局动荡、骚乱、盗窃和罢工，威胁企业正常经营和财产生命安全，使企业面临更多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4、海运交通条件便利。产能转移路线从欧美-日韩-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到现阶段的选择为东南亚沿海人口密集的港口城市，其海运成本是重要因素。东南亚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越南、印尼等国都拥有较多港口，并且靠近新加坡、便于进行转口贸易，也缩短了货物经马六甲海峡运往欧洲的里程和物流成本。
5、在制造业领域，东南亚主要新兴经济体除了享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给予的关税优惠政策，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比如越南也出台了多项吸引外资政策，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越南成为“中国+1”的投资目的地。据了解，越南通过了《投资法》（修正案）、《企业法》（修正案）、《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投资法》等关于投资、经营的法律，简化投资手续，透明化和多样化投资形式，甚至优化补充投资优惠机制。
6、东南亚国家在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末端，主要输出初级加工产品和农产品，虽然人力成本低，但其产业链不健全，缺少完备的配套产业和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比如，泰国头部、第三产业比较发达，但第二产发展不足。越南改革开放 30 年后，工业基础初步具备雏形，但产业发展层次远低于中国； 缅甸纺织业劳动力成本虽低，但加工原材料需要从中国进口。这表明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具备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工业基础，甚至部分地区不具备完全承接加工制造业的能力，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上游仍然大部分依靠中国的供给。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现有合作区多由中国企业自发先行建设而来，投资规模大，跨国并购多，但投资后整合问题严重，缺少统一规划、论证。总体来看，合作区的发展缺乏统筹布局，各园区的产业发展还未能与国内产业转移形成更有效衔接，实现与国内产业协同发展。从合作区自身建设来看，存在合作区自身定位、区位选择、环境制约等方面的问题。在同一国家或区域建设多个类型相似、产业相近园区而引起的在招商、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恶性竞争。部分合作区对于产业的选择以及未来的规划不明确，对东道国国内市场需求以及辐射能力缺乏预判，存在对于合作区总体定位不合理，主导产业选择过杂的现象。
2、对合作区软环境的构建重视不足
从建设情况看，合作区存在土地获取、产业定位、需求分析、配套设施、政策条件、开发与合作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合作区所在地大都为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配套差，水、电、路等外部配套条件不足，当地政府难以配套建设合作区所需基础设施；部分东道国投资环境差，法律法规不健全，在制度环境、信用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存在审批程序复杂繁琐、效率低下等问题。
合作区普遍采取滚动开发模式，前期投入较大，固定资产等沉没成本较高，投资建设主体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和投资风险。合作区建设资金以企业自筹为主，融资困难使园区建设面临较大资金压力。此外，多数合作区东道国金融市场不完善、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高；内保外贷、外保外贷跨境资本流动渠道不畅，使得许多合作区境外资产无法盘活，资金周转慢，运营压力较大，投资回收慢，盈利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较难建立。
4、招商模式过于单调，导致招商效果不佳
目前，大部分合作区仍处于开发初级阶段，经营管理方式粗放，收益主要来自土地销售溢价、园区运营物业服务等，收益来源相对单一，依托商业地产和房地产开发实现收益反哺工业地产的盈利模式在短期内也较难见效。同时，绝大部分工业园区在引进工业项目时，基本都是利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主要体现在优惠的土地价格、厂房销售价格上，而在配套服务体系、人才环境、产业链、区域优势发挥等方面，招商力度显得乏力，然而即使在政策优惠方面，也很难有突出的亮点和特色。
5、对项目驻在国政府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重视不足
多数合作区在东道国政府管理能力不强、营商环境欠佳情况下，合作区开发运营难免需要协调东道国政府解决相关问题。但目前合作区多为中资企业单方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东道国政府、企业多未介入合作开发，两国政府对合作区也缺乏明晰的合作协议，与政府协调难度和成本都较高。
6、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和自身能力问题
中国企业大规模境外经营时间并不长，民营企业成为投资主体，但国际运营经验不足，国际化经营水平相对较低，投资缺乏理性，防风险能力偏弱，对合作区项目面临的特定风险评估不足，短时间很难找到大量地胜任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管理骨干。合作区也面临着国际化人才匮乏的困境。一方面，缺乏具有跨国经营管理经验、通晓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熟知东道国法律、政策和语言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合作区多位于欠发达地区，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较弱。在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撑的情况下，境外项目的管理团队往往素质参差不齐，对潜在的国际合资合作伙伴的重视不足，属地化过程中对属地员工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不足，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经营效果。
针对上述存在的普遍问题，合作区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补短板”，重心和重点工作是招商，国内外的招商团队要着力结合国内“去产能”的上下游产业“找出路”，不能坐等商来，要积极主动出击进行招商联络，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并对东道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产业辐射，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三、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主要经验做法
对中国走出去企业建设的合作区调研发现，建设发展较为成功的合作区具有以下几点经验做法。
1、遵循市场规律，基于企业自身“走出去”的内在刚需和市场需求；
2、融入当地社会，促进当地发展，合作共赢；
3、选商远胜于招商，避免同质化过度竞争；
4、提供全方位、生命周期的服务过程，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
5、合法合规经营，组建商会，加强企业自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6、坚持产业思维运营，做好供应链的上下协同。
同时，投资建设合作区要借鉴新加坡园区规划建设经验，充分调研东道国国家、区域、城市情况，重点考虑以下内容：
1、该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态度是否积极，是否具有合作意愿；
2、选址是否具备良好的地理区位，是否处于国家与区域重大经济发展板块与廊道上；
3、该国与选址是否具备一定的市场经济基础，有无与全球经济接轨的可能性；
4、该国与选址所属区域是否具备工农业和技术发展基础，主导工业行业的发展趋势与市场前景；
5、该国与选址所属区域是否具备充足的劳动力，智力资源情况；
6、该国与选址所属区域的政府是否具备较高的办事执行效率。
四、柬埔寨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特区的调研情况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CDC）报告指出，柬埔寨经济特区自2005年开发以来，陆续批准投资建设经济特区，主要分布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南部走廊、靠近泰国和越南的边境城镇，以及一些沿海城市，比如柬埔寨边境或港口地区的西哈努克省、柴桢省、国公省、贡布省、干拉省和首都金边，原因是当地的运输基建和公共服务较柬埔寨其他地区为佳。此外，该国的经济特区也备受外国投资者欢迎，柬埔寨政府希望外国投资者能带来资金和相关技术，提升该国的制造业。外资企业在经济特区投资，有助柬埔寨加快工业化，并建立产业集群和加强技术应用。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柬埔寨经贸合作区发展迅猛，覆盖地域范围、涉及行业领域、合作共建模式都得到了快速提升。近几年，柬埔寨CDC批准产生了一批如中资西港特区、齐鲁特区、浙江特区和日资、柬资金边特区、大成特区、加华、安达工业区等合共计50余家，在批建设中的园区20余家。大部分特区处于建设过程中，受疫情影响，中资的只有4-5家开展运营。进驻经济特区的公司企业主要来自日本、中国及其他地区和国家，主要有服装厂、制鞋厂、自行车组装厂、电子产品制造厂、农业加工厂等。
1993年以来，柬埔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私有化，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鼓励国内外投资。柬埔寨有美国、欧盟、日本等28个国家/地区给予的普惠制待遇（GSP)。此外，2020年10月12日，柬中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自贸协定；2020年11月15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意味着投资柬埔寨，企业将同时拥有东盟“10+5”大市场，享受更多的投资贸易便利。2021年10月15日，柬埔寨通过了新的投资法草案，对企业投资推出了更有优惠的政策措施。
据柬埔寨国家银行（NBC）《2020年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显示，2020年柬埔寨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稍有下滑，非银行FDI下降9.4%，其中建筑和房地产（占FDI总额17%）下降10.6%，以及制造业FDI（占16.2%）下降了7.4%。据柬工业、科技和创新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柬在运营的大型企业共1879家，同比增长0.8%。新成立的大型企业163家，同比减少30.64%；关闭的大型企业148家，同比增长46.53%。柬埔寨发展委员会(CDC)日前公布之报告，2021年柬埔寨吸引43.5亿美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减47%。2022年第1季度柬埔寨发展委员会(CDC)共批准43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超过24亿美元。CDC报告称，43件投资案中，大部分系兴建成衣厂、水果包装加工厂、轮胎厂及其他项目。
中国驻柬经商处网站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共批准新投资项目和扩大投资项目169个，同比下降29%。批准投资额43.55亿美元，同比下降47.2%。其中农业领域1.35亿美元，同比下降8.5%；工业领域21.72亿美元，同比增长47.7%（经济特区内投资7.56亿美元，同比增长219.9%）；旅游领域1.28亿美元，同比下降96.7%；基础设施及其他领域19.21亿美元，同比下降30.7%。共创造11.3万个就业岗位，同比下降25.2%。
1、抓住产能输出的窗口期，做好合作区产业链招商
目前，中国国内产业园正在进行产能过剩产业的搬迁和输出，关停部分耗能和污染企业，建议抓住近几年的窗口期，积极与招商机构合作，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积极将国内具有竞争和产能输出的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产业引入合作区，提高企业入驻率。
主要措施是定向培育引进全产业链项目，加快集群化发展。充分利用产能合作的契机，瞄准中国国内相关产业进行产业链式定点定向招商，重点引进龙头企业，以点带面坚持以品牌引领产业集聚，以优势企业带动产业集聚，以大项目凝聚产业集聚，积极推动产品上下游项目落地，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聚集发展，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如没有清晰的招商目标和产业规划，眉毛胡子一把抓，单凭单打独斗招引单一企业项目，很难形成产业聚集，不利于合作区的长续发展。
2、做好配套服务，逐步引入海关、商检、注册等办事机构
运输成本事关企业投资成本，陆运成本居高不下，不能实现原材料物资、半成品和成品的低成本运输，无形之中增加了物流成本和运作难度。鉴于此，必须重点解决物流园的问题，以优惠的土地价格给予物流运营企业投资优惠，吸引大型物流企业入驻物流基地，加快物流配套设施的建设速度，整合物流资源，蕞大程度降低物流成本，让生产企业走得进来，货物也运得出去。同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逐步设立海关、注册、商检等职能部门的“一站式服 务中心”，为入园企业提供注册、商检、签证、海关、税务、物流、融资等配套服务，为入园企业提供无障碍、高效率的工作及生活服 务，为入园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以满足企业生产需求。
3、坚持多元经营，建立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传统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依靠合作区物业、土地租赁收入生存，其经济效益较差。为提高合作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要扩大合作区盈利模式，实现合作区多元化运营，提升合作区经济效益。
以土地作为供水、污水处理项目的出资。为引入第三方投资，减少合作区资金的投入，根据投资总额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土地转作资方使用，以土地抵顶投资款。也可以采取划定一定面积的土地，确定一个基准的土地价格，给予资方在3-5年的招商权限，基准土地价格溢价部分归资方所有，尽可能的解决资方投资保障问题，又可以利用资方的资源进行招商引资，盘活土地资产，采取多方共建的形式招引更多企业入驻，让合作区土地更加保值增值。
4、在当前国际环境下，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新特点，如何更好推进国际合作，推动更高质量“走出去”？企业需要有总体的考虑和布局，应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对外投资思路，合作区要根据投资、招商情况“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实行滚动投资策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和支出，加强投资成本核算，严格控制成本支出，提升管理队伍素质，着重做好园区运营服务保障工作，着力围绕互联互通发展物流园，解决入园企业物流运输问题。同时，积极引导帮助入园企业抓好工厂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围绕市场需求产品开拓市场，争取更大的利润点，以点带面，以商招商，以龙头企业带来的人流量、物流量等推动合作区发展。
综上，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对外投资招商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从而将国内具有竞争优势与产能优势的企业和产业引入园区。另一方面应合作潜在的招商引资伙伴，引入第三方投资，减少自行投资比例，尽快将部分土地变现，将厂房出租或出售，减少持有重资产的占比，招商更多的企业并运转后，在合作区资源的流动中不断获得发展动力，使合作区有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逐步将合作区转变为成熟的产业运营商，实现更多的土地的溢价和收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税收，为国家“一带一路”发展贡献力量。（部分数据资料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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