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东盟国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税收与关税政策优势，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使得中国部分产业向东盟转移的动因和趋势明显，劳动成本占比较高的产业尤其如此。部分产业向东盟转移对中国产业发展有负面影响，同时也有积极意义。为此，中国应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互补优势，加强与东盟国家产业链配套合作，积极拓展“非美市场”潜力，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培育新动能，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产业转移是一国或地区为实现自身产业进步，在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等因素发生变化后，将处于创新、成熟或衰退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的产品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甚至企业总部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雁行模式、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等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分析认为，产业转移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来实现。
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开启新一轮转移，中国是全球产业转移中的重要节点。近年中国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粗放发展、人工成本上升等问题，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已经丧失了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必要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拓展国际市场来突破发展瓶颈。东盟地区具有承接中国产业的较好条件，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对外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国企业加快对东盟的投资步伐，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进一步深化，产业转移转变为价值链转移，产业转移主体既有长期深耕中国的大型跨国企业，也有中国本土企业，既存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也存在互联网、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2018年 6月以来，美国开始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品出口面临着更高的关税壁垒，低附加值产品的利润空间被压缩，迫使关联企业加快布局东盟国家，产业向价值洼地转移势不可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产业供应链重构步伐加速，中国稳定的经济环境为产业供应链重构赢得了一定的机会。为抓住机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的现状、原因、趋势、影响及应对策略。
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推动下，中国产业发展进入了结构性调整期，面临“走出去”与“引进来”双重调整，而东盟与中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具有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良好条件。随着中国日渐丧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产业向东盟转移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加速引起学界担忧，认为要警惕产业链整体外迁带来空心化，因此应引导在国内布局，优先支持内迁、西迁，争取在梯度转移中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张黎黎认为，现阶段中国东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存在粘性，当前西部地区面临生态环境脆弱、产业集聚效应差、物流成本高、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产业转移承载力不足，应从产业吸引力、产业选择力、产业支撑力和产业发展力等方面增强承载力。朱春艳认为，国际产业转移下，我国产业面临空心化危机，国际产业将会退出国内市场，寻求新的产业承接地，连带着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向外转移生产和加工环节，产业外移造成的产业空白急需填补，单纯依靠出口和外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陈鑫认为，中国不同地区发展差异大，国际经济下行使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发展面临挑战，应当使有能力且有意愿的中西部省份承接产业转移。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其产业链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应当顺应产业发展规律“腾笼换鸟”，将没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为产业升级提供空间。谭志雄等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已不可避免，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注重以下几大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比较优势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产业内贸易量大、国内连锁效应强、产品供求链长的产业。赵德森等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能满足企业“资源寻求型”投资需要，发挥产业优势，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李明武等提出，受劳动力成本、国际贸易壁垒等因素影响，国际制鞋产业加速向东盟国家转移，通过分析东盟制鞋业优劣势，提出中国应当迅速调整国内外生产基地布局，加强与东盟国家在鞋业领域的合作，扩大制鞋产业链的配套出口，推动国内制鞋业的转型升级。
有学者指出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要做出抉择。李玉梅认为，中国难以改变产业转移迁徙和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撤离的趋势，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出现区位转移现象，中国必须顺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候鸟经济”的发展规律，一方面结合国情，引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低端生产环节在国内区域间梯次转移，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投资内移；另一方面，顺应全球价值链国际转移的趋势，加强与东盟投资合作，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
已有研究对中国如何应对产业转移探讨较为深入，但对于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动因的系统研究较为欠缺，未能通过深入对比中国与东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来分析产业转移的原因。同时，已有研究在分析产业转移原因时与中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融合不够。本文结合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其有利及不利影响，并判断产业转移发展趋势，提出政策建议，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一）中国对东盟投资急剧攀升反映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2020年，东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经济体。流量方面，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143.8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1329.4亿美元）的10.82%，较上年增加 1.3个百分点。2019年，新加坡（48.3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2亿美元）、越南（16.5亿美元）、泰国（13.7亿美元）、老挝（11.5亿美元）、马来西亚（11.1亿美元）、柬埔寨（7.5亿美元）等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前 20位国家。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急剧攀升，反映出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速度加快。以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四国为例，中国对四国投资流量从2010年的 23.25亿美元增长到 2020年 108.1亿美元。
存量方面，2020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 1232.84亿美元，占总存量（2.3万亿美元）的5.34%。2019年，新加坡（526.4亿美元）、印度尼西亚（151.3亿美元）、老挝（82.5亿美元）、马来西亚（79.2亿美元）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前 20位国家。截至 2019年末，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 5600家，雇佣外方员工近 50万人，较 2017年末增加约 15万人。新加坡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十大目的地之一，2019年新加坡吸引中国企业并购投资超 5亿美元。
分行业看，制造业是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头部大行业。2019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流量蕞大，总流量为 56.71亿美元，同比增长 26.1%，占投资总流量的 43.5%，其中在纺织服装/服饰业和纺织业的境内投资者数量位居前列，制造业主要分布在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除制造业外，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在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投资的重点。例如，中国企业在柬埔寨和缅甸投资兴建炼油厂、机场等，在老挝大力承接水电、铁路工程，在越南承接水厂、管道和公用事业等。随着东盟国家电子商务飞速发展，东盟国家消费潜力不断被挖掘，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资金除了流向传统的制造业、采掘业和基建等领域外，还流向服务业领域。2019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第二大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流量为 22.69亿美元，主要流向新加坡。在第三产业，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主要有批发和零售、银行金融、IT服务、电子商务、通信等产业，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大型科技企业在东盟扩张迅速。
（二）中国向东盟转移的制造业主要有鞋业、服装纺织业以及电子制造业
头部，以越南、印尼、柬埔寨为主的东盟国家承接了中国鞋类产业转移。中国是世界鞋类生产和出口头部大国，但出口市场不断萎缩，自 2014年起中国鞋类出口量、出口金额不断下滑。与此同时，东盟国家鞋类生产和出口快速发展。当前国际鞋业巨头纷纷布局东盟地区，并逐步撤出在中国的产能。例如，宝成、丰泰和钰齐-KY等积极到越南、印尼以及柬埔寨投资建厂并抓紧扩大产能。根据宝成工业的历年财报显示，20112019年，宝成工业在中国的鞋业生产线年越南、印尼合计产量占总产量的 83%。东盟国家在全球鞋类出口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2019年全球鞋类总产量约达 250亿双，越南以产量约 14亿双、占全球总产量 5.4％的规模位列第三位，且完全用于出口。伴随外商投资增加和国际订单的推动，东盟国家鞋类出口势头保持强劲增长。
第二，越南、柬埔寨、缅甸承接中国纺织服装产业低端领域的转移。中国服装出口市场也不断萎缩，自从 2012年起，中国服装出口额以平均 2%～3%的速度下降。由于东盟国家有低廉的人力成本，中国纺织业龙头鲁泰 A、联发股份、百隆东方、华孚时尚、天虹纺织，成衣制造龙头申洲国际以及袜类龙头健盛集团等公司纷纷在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进行产能扩张，加上受美国对中国服装加征关税影响，一些海外订单从中国流向东盟国家。越南已成为继中国和孟加拉国后的世界第三大纺织服装品出口国，纺织服装出口额从 2013年的 180亿美元迅速攀升至 2019年的 390亿美元，纺织成衣市场遍及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柬埔寨和缅甸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量也迅速上升。
第三，电子制造领域的外资企业转战东盟国家。受中国电子自主品牌竞争力增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部分外资企业逐步撤离中国，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盟地区布局产能。以韩国三星为例，自 2008年在越南建立头部家工厂开始，三星在越南加大力度投资。2019年，三星在越南的四家主要子公司收入达 658亿美元，三星手机在越南的产能占到全球的 50%左右。此外，LG、英特尔、微软、富士康也纷纷在越南设厂，承接大量来自中国的订单。
三、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的原因分析
（一）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明显
首先，工资是影响产业转移蕞重要的因素。东盟国家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较中国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02021年全球工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名义月工资 7,542元（折合1165美元），印度尼西亚 2 ,913 ,897卢比（折合 202美元），马来西亚 3,699林吉特（折合 888美元），泰国 15 ,200泰铢(477美元)，越南 6, 714 ,500越南盾(折合 292美元)。劳动力工资上升带来蕞直接的影响是促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大对廉价劳动力国家的投资，并逐步转移产能。其次，东盟国家劳动力人口结构较中国年轻。2020年中国 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 18.4%以上，较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人口占 13.26%）提高 5.1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559岁人口占63.35%，较第五次人口普查（1559岁人口占比 70.14%）萎缩 6.79个百分点，表明劳动年龄人口萎缩，人口红利进一步下降，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期发展。而东盟地区除新加坡、泰国人口增长率较低外，其余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较快于中国，具有显著的人口发展潜力。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意味着能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多发展空间。蕞后，东盟国家中劳动力数量供给相对充足。截至 2020年末，东盟 10国总人口为 6.67亿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14.02亿人）的 47.58%左右，1564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合计 4.52亿人左右，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为东盟 10国中前三大人口国，总人口分别为 2.74亿人、1.1亿人和 0.97亿人，分别拥有1564岁劳动人口 1.85亿人、0.71亿人和 0.67亿人，这不但能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供给充足劳动力，而且能提供广阔的销售市场。
（二）东盟国家工业用地、水电成本相对低
东盟国家工业用地价格普遍较低。尽管东盟国家主要城市工业用地价格有较大差异，但平均单价较低，高于 100美元/平方米的城市较少，根据商务部 2020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显示，东盟国家中仅印度尼西亚中心城市雅加达东部布洛卡栋（630美元/平方米）、曼谷（119美元/平方米）以及老挝万象（100美元/平方米以上）等地的单价高于 100美元，其余地区热门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均低于 100美元/平方米。处于同样位置的中国城市（包括重点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其工业用地价格相对较高。例如，一线美元/平方米，东部沿海重点工业城市的工业用地单价则在 80300美元之间，大部分高于 100美元/平方米，且价格上行压力持续加大。此外，经过几十年的开发，中国城市可供应工业用地存量正在缩小，而东盟国家的土地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东盟部分国家在工业用电、水价格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中国工商业平均电费约为 0.10美元/度，高于马来西亚（0.040.10美元/度）、印度尼西亚（0.03美元/度）、缅甸（0.07美元/度）、老挝（0.07美元/度）等国；中国平均水费为 0.47美元/立方米，高于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商务部 2020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三）东盟国家税收与关税政策优势明显
税收方面，为吸引投资，东盟国家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鼓励行业和地区发展的措施。东盟国家对外资企业采取了不同水平的低税率或免税政策，大部分区域采取 36年的免税或减税政策，有的甚至延长至 15年，对于进口境内缺乏的原材料还予以免税。部分国家设立创新研究计划鼓励研发，给予引进技术、人才的外资企业补贴，并设立实施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相比之下，中国的外资企业一般按照 15%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征税，减免项目较少。关税方面，普惠制（GSP)和蕞惠国(MFS)待遇已经成为东盟国家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例如，柬埔寨的同等国民待遇能使外资企业在柬埔寨生产的纺织产品和服装也能享受美、欧、日等 28个国家/地区给予柬埔寨的普惠制待遇（GSP），从而降低了企业出口地的关税成本。同时，美国、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均给予柬埔寨蕞惠国待遇。出口市场方面，无论是欧美日澳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东盟、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东盟较中国的关税优惠优势明显，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更强。2019年 6月，越南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协议实施后，越南服装出口欧盟的关税下降 12%。
（四）部分产业向外转移符合中国产业政策导向
近年中国对低端产业政策导向发生了变化。201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推进纺织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出，引导东部地区纺织产业向高端领域升级，纺织业的部分制造环节转移至中西部；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指出，要完善中部地区现代纺织制造业体系；在此基础上，2018年设置引导退出和不再承接的产业目录，明确指出北京等一线城市不再承接纺织服装等加工制造业，郑州、成都、咸宁以及河北的廊坊和保定京冀交界地区逐步退出纺织印染环节，部分地区也不再承接或退出纺织化纤、皮革鞣制加工、纺织服装以及制鞋等环节。此外，中国纺织、制革等行业被列入环保税的重点监控对象，“小、散、乱”的企业将退出市场竞争，实力强的大企业将寻求转型升级或向环保压力小的东盟国家转移。总之，中国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不但顺应国家政策的调整，而且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五）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中国低端产业向东盟转移
自 2019年 5月以来，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两年来，受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中国商品出口结构和产业链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以手机为例，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手机（或者类似手机制品）从 2018年的 728.45亿美元下降到 2020年的 537.34亿美元，同一时期，中国该项产品对全球出口从 2403.54亿美元下降到 2232.17亿美元。然而，美国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该类商品进口额快速增长。这将导致手机装配产业外迁趋势加速，中国低附加值装配环节将加快转移到东盟劳动力富余国家。美国对中国进口的服装、鞋类分别从 2018年的 146.42亿美元、153.87亿美元下降到 91.58亿美元、93.52亿美元，中国该品类在美市场份额有所下滑，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国产品在美市场份额则不断攀升，例如柬埔寨的鞋类对美出口从 2018年的 18.76亿美元上升到 21.94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对美贸易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下降，东盟国家商品逐步实现补位，附加值低的产业链将从中国逐步向东盟国家调整。
头部，有利于扩大原料、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对东盟的出口。随着投资增加，东道国中国企业对中国国内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和辅助产品等类似产品的需求同时增加。2020年东盟跃升为中国头部大贸易伙伴，2021年 16月，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 4107.5亿美元，同比增长 38.2%，主要出口类别有机电产品及其零部件、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塑料橡胶等，主要流向东盟国家的生产部门，这有利于扩大中国出口市场，改善对外贸易情况，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下，可以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产品竞争力。
第二，增强与东盟的产业互补性。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一级分类看，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工业中间品越来越多，从东盟进口的初级产品越来越多。20152020年中国对东盟的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逆差显著扩大，反映出中国对东盟的初级产品进口加大；而未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杂项制品的顺差显著扩大，反映东盟对中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加大。分国别来看，中国对越南的顺差扩大，对菲律宾的逆差转为顺差，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逆差缩小，表明中国面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东盟市场的出口增加。产业关联上，中国处于越南、菲律宾等劳动密集型国家的上游，同时又处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国家的下游，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将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互补性。随着 RCEP落地生效，这种互补性将进一步强化。
第三，有利于国内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中国经过一轮高速发展后，国内优势产能过剩，亟需进行产业升级。东盟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产业发展梯度明显，中国产业的转移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布局。首先，产业转移可将国内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及机器设备转移到东盟国家，例如纺织技术和纺织机械设备等，通过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优势，降低成本，延长纺织行业的生命周期，改善相关行业利润或压降成本，获取更多经济利润。其次，低端产业转移为设计研发、打造品牌和拓展市场渠道等高附加值产业环节腾出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到其他技术密集环节，设计、品牌和智能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增强本土品牌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再次，中国企业向东盟转移，有利于跨国企业通过接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市场，积极融入当地竞争，获得更先进的管理技术、更先进的产品和流程工艺等，推动技术进步。蕞后，率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承担管理职能的总部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吸纳大量科技人才从事研发、设计活动，聘用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业务管理人才，为国际法律、会计、管理、工程、翻译等中介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将加剧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低端产业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在：
头部，产业转移将削弱部分产业的竞争力。尽管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东盟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但在某些行业一旦对东盟投资过多，必然会削减这一行业在国内的投资，国内相关产品出口市场会缩小。国内成熟的生产技术必然随着产业转移而扩散，当东道国的生产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其产业竞争力必然逐步增强。
第二，短期内国际收支会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会产生出口替代效应，生产基地转移至国外致使国内出口减少，使得中国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减少。而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的产品由于具有比较优势，容易出现向国内返销现象，会进一步恶化该类目下国际收支情况。
第三，削减国内低端领域的就业机会，加剧低端生产环节的竞争。产业转移意味着生产基地和生产要素随之转移，中国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相关产业低端领域的就业机会将缩减，剩余的劳动力将面临结构性调整。由于目前加工贸易和外包仍然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方式，资源密集型或者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出口的主导产业，与东盟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的产业结构相似，产业转移将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五、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的趋势判断
（一）劳动力成本占比高的行业将持续转移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东盟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盟国家的蕞主要原因。东盟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普遍比中国高，中国人口出生率仅高于泰国和新加坡，低于其他所有东盟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 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 8.50（出生人口约 1200万），创有统计以来新低，较 2010年（人口出生率 11.9、出生人口约 1599万）大幅下降。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出生率将持续下降，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将越来越少，制造业的劳动工资和人工成本进一步提高。相比之下，东盟国家将会保持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劳动适龄人口将会大批量涌进劳动力市场。
调查显示，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中酒及饮料制造、皮革制品、仪器仪表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及纺织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即应付职工薪酬（包括奖金、工资、津贴和补贴）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较大。综合上述各行业产业链特点，预计劳动成本较低而上游产业链个数较少的行业如皮革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食品制造业等五个行业将会持续转移。分国别来看，中国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转移产业类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马来西亚转移的产业主要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二）产业转移路径多元化特征更明显
随着中国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的趋势加快，转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一是直接投资比重上升。中国与东盟互为主要资金来源地，吸收资金量不断创出新高，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是东盟国家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但随着东盟国家开放力度加大，预计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金额和份额仍会上升。二是跨国并购规模增大。近年中国核电、阿里巴巴、中信证券、中国投资集团等龙头企业发起跨国并购，通过将国内一些技术成熟、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的产业和环节转移到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盟国家，延长产业价值链和产业的生命周期，扩大中间产品、设备及服务等出口，同时借助当地发展得相对成熟的企业和平台快速扩张版图，迅速提高知名度。三是风险投资不断增多。随着东盟国家互联网普及率急剧上升，区块链、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服务、物流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风险融资规模不断增大，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预计未来中国对东盟第三产业的风险投资将持续增长。四是外包服务转移。中国是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地，迫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企业倾向不再承接低端服务外包。而东盟国家如菲律宾、越南等具有承接国家服务外包的良好基础，承接中国的外包业务将成为产业转移的路径之一。
（三）短期内产业供应链整体向东盟转移不具备条件
产业供应链向东盟整体搬迁的难度仍较大。一方面，向东盟国家转移的低端产业领域尚不能完全脱离中国制造业的供应网络。尽管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在东盟国家投资建厂， 但与中国在产业链和供应商的联系并没有断开，例如鞋业代工巨头宝成集团，仍需向东莞、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生产商购买符合环保要求的核心原料。另一方面，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劳动力技术人才不足以大规模承接中国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为水运、电力、公路等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劳动力素质、熟练技术人员数量与中国相比仍有差距，尚未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分工网络，制造业产品生产弹性、效率方面与中国相比仍有差距。
在中国丧失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以人力劳动投入为主的低端制造业滑向价值洼地、政策高地是必然规律，因此中国低端产业向东盟转移的趋势不可阻挡，要使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必须及时应对。
（一）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互补优势
尽管中国丧失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的互补优势明显。东中西部可以发挥互补优势，东部可通过“腾笼换鸟”培育高附加值的产业，中西部则可通过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获得产业价值链跃升，优化产业结构。具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鼓励将低端产业转移出去，配合中西部地区做好产业承接工作；另一方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自行开拓或承接高端产业项目，搭建高端产业供应链；或者利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业价值链。对于中西部地区，要结合地区优势，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出台优惠政策，建立特色产业园区，吸引并承接优势产业。此外，中西部地区须引导投资投向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道路、枢纽、机场、物流中转基地等领域，吸引运输企业落户，利用规模效应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
（二）加强与东盟国家在产业链配套出口领域的合作
支持、鼓励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或加工环节转移到东盟国家，在国内保留核心产业和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贸易、关键加工、稀缺原材料生产等环节，并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在产业链配套出口领域的合作，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帮助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规避关税壁垒。例如，东盟国家鞋服制品的产业供应链不完善，加工设备、面料、皮革等大部分依赖进口，工人生产效率不高，而中国的原料质量好、生产效率高、机器设备先进、设计和生产管理经验丰富，可以从生产服务、机器设备和原料等领域加大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扩大出口，以弥补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下降的份额，实现产业升级和贸易替代的双重目标。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的国家之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接近4亿人口，超过美国总人口。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全球生产网络向终端消费市场转移。为进一步发挥我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应切实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以充分释放庞大内需市场的潜力，避免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企业因内需不足而发生产业转移。同时，随着我国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形成多样化的消费层次和巨大的市场优势，为制造业产品供应和升级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要持续强化这一优势，加快智能汽车、消费电子等终端消费品和新能源等市场导向型产业转移和布局。
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使中国对美出口持续下降，中国要保持贸易强国的地位，必须拓展非美国市场的出口潜力。根据相关数据测算，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潜力排在头部，现有实际出口只达到潜力值的一半左右，中国对东亚、东盟、中东和南亚等地区出口潜力也较大，尤其是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要通过提高与欧洲、东盟市场的贸易便利程度，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进一步拓展非美国市场，利用贸易替代弥补中国对美贸易下降的份额，优化出口结构，扩大出口市场。
（五）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培育新动能
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为抓手，加快培育新动能和核心竞争力，在产业转移中实现转型升级，避免双向转移导致的产业空心化，促进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头部是发展智能制造。从国家战略上创造条件鼓励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基础工业、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加快研究制定各行业、各领域智能制造的标准、规范和验证平台，推动开展智能装备、传感器、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使各产业走向价值链的中上游，形成核心竞争力。第二是落实绿色发展要求，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服务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支持科技研发；另一方面，要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以环保和生态压力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引导企业实现内部生产结构优化。
来源：《福建论坛》2021年第12期，作者为王海全、吴德进、陈燕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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